华生：价格双轨制究竟是什么

　　双轨制内涵再争议的缘起

　　在近日那场圆桌对话中，北大国发院院长黄益平教授向张维迎教授提问：“我一直有点好奇，您是相对比较彻底的市场派，但为什么在1984年会提出双轨制改革的想法呢？”

　　张教授回答说：“这个非常简单，如果你奇怪的话说明你还没有理解这个问题。我在研究价格时，首先得出结论，价格是不能靠计划来决定的，而只能由市场来决定。中国要改革，关键之一就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的关键是放开价格，即由政府定价走向市场定价。但当时的体制是计划价格，怎么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双轨制就是一个过渡方式。

　　“这个过渡方式也很简单，因为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着双轨制，因为有黑市（非法）交易，市场事实上已经存在。所谓‘非法交易’已经是在按市场的规则交易，只不过国家不承认它，所以不论政府价格检查机关如何干预，一直无法完全取缔，只要让黑市合法化，就有了市场。所以我的想法就是，第一步，把非法交易合法化，即计划外放开，形成市场一轨。为了财政、经济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原来的计划指标先继续维持，按照计划价格交易。这就形成合法的双轨价格。第二步，在这个机制上把计划一步一步放开，可以一次放开，也可以分成几次，或者把计划缩减20%，再缩减20%，再缩减20%，四五次以后就完全变成市场了。

　　“因此，双轨制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一个过渡方式，我在1984年4月21日的文章里有清晰的论述。”

　　黄益平教授听完回应说：“谢谢，现在我更理解了。”（见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

　　记得5年前也有过纪念张维迎教授发表价格双轨制文章35周年的活动。时任北大国发院院长的姚洋教授对文章给予了极高评价，说“过去40年里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论能够改变世界，恐怕也只有价格双轨制”。那么，张维迎教授反复阐述的这个“放”的思路，就是莫干山会议采纳推荐和国家实行的双轨制吗？张教授这里说的第一步即放开计划外的黑市（其实，农贸市场、乡镇企业产品市场等，早就长期合法存在，并非黑市），这一步并不存在于张维迎当年会前那篇文章中，而是莫干山会议报告的建议内容。张教授这里说的更关键的第二步，即把计划可一次放开，也可分步放、分次放，将计划分步缩减直至放完，确实是张教授会前文章中所设计的改革思路的核心，只不过会议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彻底否定了这个思路。而且，后来也从未在改革中被实践过。

　　“放”文与莫干山会议报告的根本区别

　　张维迎教授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最初登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1984年6月的内部资料上。其中提到双轨制的只有一处文字：“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其中关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也只有一段话：“（六）逐步放开实行协议价和自由价的生产资料产品市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张维迎教授同年对此文修改的第二稿全文（扫描件）中进一步解释，“所谓分阶段放就是逐步缩减牌价供应数量，直到取消为止（如将现供应量作为100，规定每年放20%，五年就全部放完）”（见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2019年7月6日）。张维迎教授介绍过，正是根据他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家中发现的这个原件为油印本的第一稿，确定和证明了他自己在莫干山会议前就首先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

　　那么，从以上张维迎教授的原稿中能否说明会议接受和提出并被国家采纳的调放结合，就是他宣讲的这个“‘放’的双轨制”改革思路呢？

　　不错，张教授这里提到的农副产品，长期以来存在着国家凭票供应的牌价和农村集市贸易市价的双轨价格。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张纯音在1979年的文章中也首次提出过“价格的双轨制”的概念。但这些都并不是莫干山会议召开时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那时正值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是计划价格，而严重扭曲和僵化的生产资料计划价格成为改革的拦路虎。最不重要的小商品价格，当时已经放开了。一般最终产品包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虽然敏感，但容易一个个分解并不复杂。最困难的是生产资料特别是原料和初级品的价格。工业制成品由于款式质量和品种随时间的变化，需求在新的计划定价中就会多少反映进去，而原料和初级品通常几十年不变，价格没有自动调整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看到时至今日，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仅仅因为一个油价的调整就会引发全国性的骚乱）。因而当时国家既下定决心又极其慎重地考虑调整严重偏低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原料和基础品的计划价格问题。

　　这样，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讨论伊始，当然是听取当时在权威部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的田源介绍中央的考虑和决心，以及他们中心已反复测算的基础品价格大幅度调整的方案。李剑阁则代表没到会的周小川、楼继伟介绍了他们认为一次大调震动太大，建议走多次小调、最终逼近市场均衡指导价的改革方案，以及他们用模型反复测算的结果。

　　张维迎虽然与京城参会的权威机构和人士相比只是普通研究生，但由于他前一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产生影响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多为研究生的参会代表中还挺知名。同时他硕士研究选题正好就是价格改革，且他的文章中本来也有对差价大的生产资料作为替补手段的“或先调后放”。因此，如果他此时兼容调派的意见，放弃自己原先直接对计划开刀的主张，提出放调结合的改革方案，他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放调结合价格双轨制改革的首创者。当然，那样后来也就没有什么莫干山会议第三种思路的事了。

　　不过，由于张维迎的文章中专门有批判价格调整根本不是价格改革的长篇分析，他坚定相信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而且他已经有了怎么放开价格的详细办法，因此，不知道是因为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价格调整而是相信自己“放”的办法管用，还是因为会上无论大调小调的方案都已经严密完整，经过复杂的模型计算和连锁产品链的相应价格调整及财政负担的测算，他再去说“调”就落入了别人的窠臼。总之，在讨论开始后会上调派一统天下的时候，他就旗帜鲜明地竖起坚决反对“调”的放派大旗，认为调价根本不解决问题而必须走他将计划“放”开即一次放或分次放直至将计划缩减放完的改革路径。这样，正是从这个看似偶然的分岔口开始，张维迎就走上了与莫干山会议的纪要和报告分道扬镳乃至相互对立的道路。

　　区别之一：是承认保护、改善转化计划经济存量，还是挑战、缩减和取消计划价格产品分配的存量

　　承认保护和改进转化既得利益存量，还是挑战推翻存量，这是改革与革命的根本区别。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自汤武革命以来革命不少，然成效有限。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走了增量渐进改革的道路，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跃升角度看，跨越了此前的几千年。

　　就价格双轨制而言，莫干山会议召开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时代。那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邓小平同志后来评价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通不过”。可见莫干山会议召开时计划经济思想还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当今市场经济的语境下觉得正常的事，在当时就不可能被接受。

　　张维迎提出的用一次或多次放开缩减直到放完计划的方式来推行价格改革，由于打击和要消灭的直接是计划经济基本盘，就被认为完全不现实。正如包括张维迎在内的很多会议代表，在会后加入的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的所长陈一咨的评论：“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陈一咨的文章载《前哨月刊》2006年5月号）。

　　其实，当时莫干山会议上讨论争论的年轻人思想都很开放，讨论中没人去扣帽子。大家觉得，张维迎“放”的市场化思想是很好，也很赞成，只是不太现实。而且更要命的是方案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价格双轨制又被称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而生产资料中最需要解决的是扭曲最严重的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问题。而原料和初级产品不是最终消费品，其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引起后续和左邻右舍一系列产品的定价变动和利益分配调整问题，这是每次计划调价总是困难重重的原因。如果真把计划内按照计划价调拨分配的原料和初级品放开一部分比例随市价波动，就会引起整个计划价格连锁定价体系的混乱和崩溃。张维迎按照产品放或按比例放的意见都不可行。

　　人们很快意识到，对原料和初级产品，一次放是休克疗法，分次放则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正因为如此，中国价格改革后来实际走过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道路中也从来没有在原料和初级品的生产资料中去将计划牌价分次放开缩减的尝试。

　　张维迎教授在形成文中说“双轨制的核心是‘放’，是逐步地‘放’”，认为只要放出两个价格来就叫做双轨制，而且直到今天的圆桌对话上还坚信他直接对计划开刀且不可操作的“放”就是双轨制改革，反映了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莫干山双轨制改革思想的实质和精髓。

　　区别之二：怎样放开和发展市场边际增量

　　张维迎教授近日在北大圆桌对话上说的“第一步，把非法交易合法化，即计划外放开，形成市场一轨”，这个当然对，但这是莫干山会议提出的建议，不是他当年文章中说的“逐步放开实行协议价和自由价的生产资料产品市场”及他对差价大的产品“或先调后放”的想法。莫干山会议提出调放结合的“调”是对计划牌价分次分步的调，而计划外的“放”则不是逐步而是要一步放开（见莫干山会议纪要和报告）。

　　这是因为当时乡镇企业生产的煤炭等初级品多年已自行定价销售，国家计划内的价格也有所谓统配价、进口高来高去价、地方价等五花八门。1984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国营企业扩权十条，允许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加价20%自行出售。因此当时计划外虽非黑市，但市场上各种价格都有，一物多轨多价比比皆是，非常混乱。莫干山会议之所以建议一步放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层层加价，让市场价格透明化，以培育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对超计划生产短缺初级产品的激励，这样来促进计划外市场增量的成长。生产资料过去一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故当时计划价格和计划调拨分配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大家认为尽管计划外的生产资料数量还是很小，然而增量的力量是无穷的，时间会站在增量一边。

　　因此，在调放结合、先放后调的双轨推进思路被会议多数人接受，特别是在会议代表向当时在杭州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后，感觉到了领导对于一步放开后双轨价格之间可能的倒卖情况下，如何维持好市场秩序，发挥国家物资部门作用的严重关切（见《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4月樊平文）。会议报告中在“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个主要建议思路的专题附件2中，进一步把调放结合扩展为改、调、放、导简称为“改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指导思想，即改革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调整不合理的计划价格体系并稳定计划数额不再增加；因势利导，放开计划外产品价格，破除行政干预建立一个通畅的生产资料市场；国家物资部门实行双轨制，既做好计划物资调拨又做好投放物资，发挥引导和平抑市场价格的主导作用。这样一方面分次逐步上调计划内统配物资的价格，另一方面通过普遍建立物资交易中心和批发市场，通过物资市场的扩大和畅通使计划外短线产品的高价下浮（文中说到“今年浙江的计划外煤价已从每吨180元，下跌到100元，就是很好的例证。市价和牌价接近的趋势，也就为进一步缩小统配物资的比重，提高统配物资的价格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样内调计划价向上、外扩市场规模引导市场价向下，逐步使二者靠近，通过几个调放周期来实现价格并轨和合理化。这些意见在会议的纪要和价格分报告部分也都有体现。

　　由此可见，双轨和多轨价格，当然不是莫干山会议的首创，也不是价格双轨制建议被采纳实施后产生出来的新现象，而是早就存在。莫干山会议的创见在于：建议国家自觉和主动地去因势利导，把计划外的市场有组织建立发展起来，消除多轨价乱象压市价下浮，同时继续使用行政手段将计划牌价上调，通过内调外放促使牌价市价不断缩小和最终并轨，从而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会议在当时已经认识到价格改革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放开不等于规范市场的形成，放开的增量部分要发展成为健康成长的市场，还面临着大量工作和众多挑战。

　　区别之三：什么是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

　　张维迎教授在“形成文”中还说，他与调派“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是：第一，价格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不同，调派的目标模式是计划价格体制，我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第二，价格改革的主导方法不同，调派强调‘以调为主’，根据计算出的‘生产价格’调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我强调‘以放为主’，逐步放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制（市场价格）”。其实这个说法对于会议上的调派来说，既不公平也不真实。

　　实际上，当时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对于市场价格的取向都是认同的，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主张多次小调最后逼近市场均衡指导价的小调派更是明确以市场价格为最终参照系。不过同时也应当强调指出，双轨制增量渐进改革的思维逻辑，恰恰不是在一开始就去明确地规定和争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是尽可能地争取大多数人的共识向前推进改革。因为调整扭曲的计划价格是坚持计划经济的人也赞同和支持的。由于面对价格严重扭曲的计划分配的原料和初级品，既不能一次放也不能分次放，因此审时度势分次分步调价是不可避免的正确选择，需要一步放开的仅仅是在计划经济外围边缘的那部分增量。

　　本来就在计划外的产品价格的一次全部放开之所以得到通过，既是因为这一部分本来就与计划内产品的定价和分配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因为在国务院讨论时部委领导们都赞同，与其限制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只允许涨价20%，让中间人倒卖反复加价，不如一次放开把利益直接给生产企业，而放开后的市场价格还可以给出计划价格调整的方向和信号。因此，在莫干山会议时非要去争论出个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将来以什么为主，其实并不明智和策略。

　　更进一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当时还非常落后的发展中的大国，未来是否就是西方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纯市场经济模式，当时的年轻人认识上还并不明确，也不愿过早断言。从这一点来看，莫干山会议是深得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个看似浅显短视其实是具有实践理性和远见大智慧的真谛。因此，莫干山会议报告中提出，经过五至六年的放调结合渐进过渡，通过计划内产品价格的不断上调和计划外市场供给扩大导致的价格下降，最终会使二者靠近，从而实现并轨。但是报告并没有说到那时就不是计划经济为主了，或要全部并入市场轨而把计划取消。这显然是很正确和睿智的做法。

　　莫干山会议的主要过程与成果

　　莫干山会议最初是由朱嘉明、黄江南、张钢与刘佑成等策划，由《经济日报》等几家媒体出面举行。很快，得益于农村包干到户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式参与，成为会议的主要资助者。随着一些权威机构和人士的参加，代表农研室的王岐山等人成为会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莫干山会议将124名正式代表分成了七个组进行讨论，取得了众多丰硕成果。其中提出的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也是凝聚了会前会后、会上会下很多人的工作和努力，太多的人做了巨大和默默无闻的贡献。特别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的秘书孔丹和时任总理秘书李湘鲁在山上山下联络串联、传递信息，更是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说“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是如张维迎教授所说的一句套用的话。

　　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的是第一组即宏观综合组。由于当时中央正在考虑如何推进价格改革问题，这一组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热烈也引人关注。不过，从9月4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由于调派和放派争论激烈，开了三天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到9月6日会议日程过半（会议9日就要结束），上下都关注的这台重头戏仍无结果。此时正在杭州的孔丹、李湘鲁也专程上山来听取会议情况。会议在6日当晚特别举行面向全体参会者的价格改革挂牌辩论会。

　　宏观综合组召集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小冈回忆，在一间小屋内挤进了上百人，在调派和放派的激烈辩论后，出现了调放结合、双轨制推进的第三种思路，当场引起共鸣，会议随即迅速形成共识（马小冈：“从莫干山会议到京丰宾馆会议”，见东方出版社《莫干山会议》第147页）。当晚会议还召开了领导小组和各组召集人碰头会。记得那晚笔者和周其仁等人还被要求连夜写汇报材料给带走。孔丹他们回去后，随即向张劲夫作了汇报。张劲夫表示，要当面听取会议代表的意见。会议组织领导者决定把机会给年轻人，除在浙江本省任职的刘佑成外他们全都不参加，选派了9名参会代表（其中汇报价格改革的有3人，即徐景安、田源、华生）于9月8日上午在杭州汪庄第二会议室向张劲夫作了汇报。

　　莫干山会议最后产生了系列报告和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第一个分报告，都是由徐景安执笔起草。徐景安在调放结合这个总题目下，介绍了两种侧重点不同的思路：一种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第二种是调放结合，先放后调。分报告下又专门附上了两种思路分别阐述的附件1：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田源起草）和附件2：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华生起草）。

　　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创新建议被张劲夫认为“极有参考价值”，他回京后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做了专题汇报。国务院领导9月30日在莫干山会议报告上批示：“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很开脑筋”，并把报告中会议上的年轻学子们为了谨慎而提的调放结合改了顺序：称“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因此，历史上真正实行、后来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双轨制”，就是既用行政办法的“调”，也用市场办法的“放”这两种手段相结合、双轨并行的改革方法和路径。而且放只是放计划外，除供求平衡的长线产品外，计划内产品价格只调不放。只是普通人更容易看到的是改革过渡过程中形成的双轨制价格，因此后来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成为这个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价格改革的代名词。

　　实际上应当指出，当时国家对于搞两个价格是非常敏感和回避的。因此在会议报告中，附件2即价格改革建议之二“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的标题被删去，除了内容中漏删的“各级物资部门也要实行双轨制，在做好牌价物资调拨的同时，全部进入市场……真正形成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分别控制的双轨制市场”的一处外，整个会议报告中完全没有双轨制这个词。后来的中央正式文件中也只讲放调结合，而从没有双轨制（80年代后期文件中出现已是作为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了）。

　　应当说莫干山会议没有采纳张维迎“放”的改革思路，他当时还是很受挫伤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原文从修改的第二稿起就把文章中唯一提到“双轨制价格”的地方改为“双轨价格”，以示与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的区别。在双轨制价格改革持续的七八年中，双轨制受尽质疑和抨击，张维迎再也没有写过任何研究价格改革的文章，甚至也不参加体改所自身组织的双轨制课题研究组。其实，张维迎作为莫干山会议价格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和思想贡献者之一，他的“放”的市场化思路也属莫干山价格双轨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思想来源，因此他后来这样是非常可惜的。如果他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80年代双轨制受到围攻的时候发声，将为双轨制改革增添一名大将猛将，特别是90年代以后利用在北京大学重要的学术阵地将双轨制思路进一步理论化，他仍然可以成为这一改革对策思路进一步升华的主要理论贡献者，从而可以使中国的双轨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引起国际上的更多关注和研究。

　　双轨制的实践与意义

　　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后不久，国家正式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总思路是“放调结合、小步推进”。不过，那时很多人都不认为这种国际上从未听说过、几年也看不到结果的放调结合双轨过渡，能算得上是正规的价格改革。加上很多控制资源的有权部门和人士不仅没有发挥平抑和规范市场的引导作用，反而利用计划内外双轨价格中饱私囊，导致市场价格的混乱和腐败全部被归罪于价格双轨制。不过，1986年费了很大气力测算、协调的价税财联动改革胎死腹中，1988年大张旗鼓的价格闯关宣传诱发普遍通胀预期，导致改革决定刚公布尚未实行就出现全国性大抢购，通胀预期的自我膨胀实现使政府被迫退却调整。这期间价格改革的其他各种重大努力也均无功而返。

　　正临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结果时间最终还是站到了双轨制增量渐进改革的一边。由于这七八年中政府总是不断地努力多次幅度不等地上调国家计划价，而放开的计划外市场比重不断增加导致了市场价不断下浮，加之经济调整萎缩进一步推动生产资料的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持续缩小乃至最后相差无几，个别产品还偶尔出现倒挂。这样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合一终于从因势利导变为水到渠成。

　　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内外价格接近下的计划轨并入市场轨也就成了无可争议的大势所趋。原先被认为充满艰难险阻的价格改革终于一下子忽然变成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学术理论界，则由于苏联等休克疗法导致经济严重衰退的昂贵代价，价格双轨制才开始得到正面评价。

　　当然，具有整个经济体制更广泛意义的双轨制转型，还只是拉开序幕，而且在部分重要物资和公用事业价格方面，更不用说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双轨制增量渐进改革至今都还没有完成。同时，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说明，仅靠市场一轨难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廉价公租房和商品房齐头并进的双轨制还是今后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出路。如我们当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分析的，改革是一个历史时代。中国通过双轨制的全面转型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和曲折得多。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政府功能的转变，无法仅靠市场化去实现（见《经济研究》1986年第二期、1987年第三期）。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和实践说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有限信息与有限理性的情况下，非要按照某种设计或认定的目标模式去刻舟求剑，往往是南辕北辙或欲速则不达。摸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常识理性，反而会使我们向正确的方向走得更远。同时，即便从全球来看，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也都不可偏废。当然历史同样也反复说明，行政之手伸得太长也必定影响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正常发挥。

　　从这个角度看，张维迎教授坚定的市场化信念不仅当年为莫干山会议所吸纳，而且在今天也尤为难能可贵。因为即使是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已经被肯定和形成之后，也还需要政府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行政指导思想，否则，市场的作用也会萎缩和退化。这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前，我们面临着国内国际多方面的变局和挑战，莫干山会议提出的双轨制增量渐进改革的思路所蕴含的哲理和智慧，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