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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是刑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引发了观众诸多复杂的情绪。其中秦川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那令人 “愤怒” 的剧情走向，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 条块分割。
当秦川还只是小城市刑警支队副队长时，面对省厅派来的专家组，他满怀敬意与谦逊，对这些刑侦界的泰斗与专家言听计从。那时的他，专注于案件侦破的具体事务，在既定的指挥体系下默默耕耘，尚未触及到刑侦管理体制中更深层次的矛盾与纠葛。
当秦川有幸跻身专家组，成为其中一员时，他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境遇。地方城市的副局长们，如顾保雄副局长、杨鸣副局长等，对他的态度冷淡，对专家组的意见置若罔闻，甚至带有敷衍的意味。这一巨大的转变令人费解，也让观众不禁为之愤然。
我们看到武英德这样的泰斗级专家，在这种困境中被气得高烧不退，在焦急与无奈中骑车摔倒致使手臂受伤。这样的情节无疑触动了观众的情感神经，大家都在疑惑，为何在省厅权威背景下的专家组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为何下级官员竟敢对上级派来的专业力量如此漠视？
这一切的根源，或许早在秦川于仁城成功抓获偷粮大盗李国英之后，就已悄然埋下伏笔。当时秦川接到韩敬东局长那通充满愤怒与不甘的电话。在那通电话里，我们听到了一种基于地域与案件归属的强烈诉求：“案子是人家仁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大案没你什么事，也没我们什么事，犯罪嫌疑人是河昌人，案子犯也犯在河昌，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这看似简单的案件归属争议，实则深刻地反映出条块分割体制下的利益博弈。尽管秦川成功破获了案件，且已向常书记汇报，但在韩敬东局长眼中，案件的荣誉与功劳分配却全然不同。那时的秦川，资历尚浅，未能洞察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随着秦川在职业生涯中的不断攀升，当恩师武英德以恳求的姿态希望他接手 “张克寒抢劫杀人案” 时，秦川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只知埋头破案的毛头小子。他深知，在这看似简单的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困扰刑侦工作多年的体制难题 —— 条块分割。他向老师坦言：“武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您也知道，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呀。” 然而，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这一概念模糊不清。那简短的台词，难以让人将其与后续秦川面临的指挥困境相联系。于是，观众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面对下级不听上级指挥的剧情，只能发出困惑与愤怒的呐喊。
实际上《我是刑警》中关于 “条块分割” 的剧情设定，恰是该剧最为写实且深刻之处，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越了演员们在演技上的出色表现。这一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战争年代对根据地公安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建国之后，逐步确立了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秦川口中的 “条块分割”，便是对这十六字体制的一种精炼概括，只是未作详细阐释。毕竟，他面对的是武英德这样在刑侦行业浸淫数十年的资深泰斗，一位对体制内涵理应深谙于心、或许还经历过诸多类似体制矛盾的元老级人物。
所谓 “条块分割” 中的 “条”，代表着公安机关上下级之间的指挥隶属关系。上级公安机关通过这种垂直的指挥链条，对下级公安机关在业务上进行领导与指导，旨在确保刑侦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协调与高效执行。而 “块” 则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安机关所拥有的几乎同等级的业务决策权、人事管理权和经费分配权。地方公安机关不仅要接受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还要服务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与需求，在地方事务的处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两种领导关系在实际运行中，由于职权划分不够明晰，时常产生冲突。省厅对下级公安机关的 “统一领导” 侧重于刑侦业务的专业指导与全国性案件的统筹协调，而地方政府的 “以块为主” 则更多地考虑地方的特殊情况、地方利益以及地方治安的综合管理。当两者相遇，在某些特定案件或事务处理上，便容易出现矛盾的碰撞。
在《我是刑警》中，当溪城、昀城面对秦川这位上级提出的要求时，他们基于 “以块为主” 的 “分级管理” 原则，在面对 “统一领导” 的上级指令时，往往会优先站在地方政府的 “块” 这一边，而非从宏观的刑侦大局出发去遵循 “条” 的指挥。这并非简单的违抗上级，而是体制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制度设定的合理性。其实这种体制沿革自战争年代，在建国初期以及人口流动性不强的计划经济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能够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公安机关在地方治理中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有效维护地方治安稳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是刑警》所设定的年代里，全国一体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犯罪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张克寒这类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不断增多。此时，原有的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的体制逐渐暴露出其不足之处。在跨地域案件侦破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指挥协调不畅等问题逐渐凸显，严重影响了案件侦破的效率与质量。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推进，在《我是刑警》的后半程剧情中，必然会对这种体制困境做出相应的改善与优化。也许会出现 “权力上收” 等改革举措，以强化上级公安机关在跨地域、重大复杂案件侦破中的统一指挥权，从而极大地提升案件侦破效率，使刑侦工作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作为观众我们在看到旧有制度在当下显得不合时宜时，产生愤怒情绪是人之常情。毕竟，我们身处现代社会，难以理解那个特定年代为何会形成如此看似矛盾重重的管理体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曾是相对有效且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制度选择。
《我是刑警》通过这样的剧情设置，不仅是在讲述一个个刑侦故事，更是在揭示一种体制的演变与困境。它让我们在追剧的同时，对刑侦工作背后的管理体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让我们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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