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演员们扮丑的出发点或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却殊途同归，不外乎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表演生命。依靠扮丑，他们能够更自如地切换到另一种身份、情境，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表达欲与好胜心，进而提升自己，获得认可。
作者|夏尔、编辑|孤鸽
黄晓明在扮丑的路上越走越深。
今年6月，他凭借电影《阳光俱乐部》斩获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片中，他饰演一个智力缺失的中年人，为了增加角色的“钝感”，他增肥、剪锅盖头、戴畸形牙套、加重脸上斑点……
《阳光俱乐部》之后，黄晓明又在电影《戴假发的人》中再度扮丑——演一个发际线后移，头发稀疏，背负沉重过往的角色。
黄晓明在《戴假发的人》中的扮相
黄晓明走的这条“扮丑之路”本身并不新鲜，包括胡歌、朱一龙在内的很多中生代男演员（以下简称“中生”）都曾尝试过。
不止中生们如此，很多新生代演员近年来也试图靠扮丑转型：刘昊然在《我和我的祖国》《燃冬》《解密》中扮丑，王俊凯在《断桥》《刺猬》中扮丑，范丞丞在《了不起的夜晚》中扮丑……
坊间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觉得他们放下偶像包袱，颠覆自我，努力地贴近角色，是一种敬业的表现；也有人质疑他们在“刻意扮丑”，将“扮丑”当作一种宣传噱头，实际其自身演技和人物塑造并未有明显的提升。
如果说早年间美貌的女明星们靠扮丑撕掉了“花瓶”的标签，那近年来男明星们就试图靠扮丑走出一条事业攀升的捷径。
中生们人到中年，事业大多来到了亟待突破的关口。这时的他们往往需要突破外形，通过挑战高难度角色来凸显自己的演员修养与表演功力。而为角色扮丑，抓住角色的复杂多面，刚好就为中生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这在黄晓明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若非受恋情影响，《戴假发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又一个事业转折点。
黄晓明在《戴假发的人》中的演技名场面
片中的孟中是他从影履历里罕见的压抑型角色。饰演这个角色，他在生理与心理上都要挑战很大的年龄跨度：20岁的青年孟中生活在父亲的“高压期望”之下，三次在司法考试中落榜，是一个懦弱的“废物”；40岁的中年孟中成为了一个名声在外的公益律师，表面风光，实则内心煎熬，紧蹙的眉眼不时诉说着他前半生的不易。
这是一个“很不黄晓明”的角色，与黄晓明以往的霸总气质相距甚远。但相较角色内心来说，更令人惊愕的，还是黄晓明的外形变化：出演青年孟中，他减重30斤，蓄起了络腮胡，力求演出长期营养不良、机械麻木的角色状态；出演中年孟中，他又主动剃掉头发，露出光滑的额头和发际线，带出角色的“叔味”。
外形的变化带来了明显的演技加持，有网友调侃黄晓明，说他“人变秃了，也变强了”。
然而，受制于个人恋情、影片质量等多方面的影响，《戴假发的人》的票房与口碑均不达预期。电影上映一周后票房仅400万，不得已匆匆下线，改在流媒体上线，豆瓣评分仅5.3分。
平心而论，黄晓明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扮丑“后进生”。在他之前，中生们已有多人尝试过扮丑，并凭扮丑进入了事业的又一春。
胡歌早年以清秀小生的形象深入人心，为了颠覆形象，他数次扮丑，演了多个具有强反差的影视人物：先在战争剧《四十九日祭》中化战损妆演铁血军人戴涛，又在电影《你好，之华》中蓄络腮胡演家暴男，继而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彻底蜕变，出演邋遢、颓唐、眼神涣散的逃犯周泽农。一番操作下来，令其成功拓宽了戏路。
朱一龙是吃到扮丑红利的另一位中生。凭《镇魂》走红后，他一度困囿在翩翩贵公子形象中难以突破，直到主演电影《人生大事》才终于摆脱刻板定位。片中，他饰演的莫三妹是个混不吝的殡葬师，一出场便让人眼前一亮，小寸头、花衬衫、脚下趿拉着拖鞋、嘴里叼着半根烟，市井味十足。
凭借这个角色，朱一龙拿到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获得了主流奖项的认可。打那以后，他的事业便走入了新天地，商业、文艺两手抓，凭《消失的她》《河边的错误》等电影晋升为影坛实力派小生。
对业已获得认可的中生们来说，扮丑也能助其与角色相互成就。正如秦昊所说，“演员的外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服务于角色。”
秦昊在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和《漫长的季节》中曾两度祭出“毁容式的演技”。《隐秘的角落》中，他首次挑战秃顶造型，以此凸显出张东升自卑、阴暗、扭曲的人物心理，为角色后来的杀人行为埋下伏笔。《漫长的季节》中，为了演好龚彪，秦昊增肥20斤、在脸上化上坑洼斑点与酒槽鼻，甚至给角色增加了“糖尿病人”的背景，使角色更加饱满。
黄轩也是如此。他在电视剧《山海情》中饰演村官马得福，为了贴近角色而“扮丑”，把皮肤妆造得黝黑粗糙，脸颊抹两坨高原红，操一口流利的西北方言，宛如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中生们扮丑的出发点或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却殊途同归，不外乎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表演生命。依靠扮丑，他们能够更自如地切换到另一种身份、情境，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表达欲与好胜心，进而提升自己，获得认可。
由于流量小生大多靠颜值吃饭，所以扮丑这件事本身是与偶像特质相悖。流量小生扮丑往往要承担掉粉的风险，要抛下偶像包袱，要豁得出去，仿佛扮得越丑越代表他们求突破的决心。
在很多人看来，“扮丑“约等于“敬业”，我们很难去评判这种“敬业”到底成不成立，但对于大多数流量小生来说，扮丑俨然代表了一个好的开端——至少在向敬业靠拢。
只不过，在“扮丑”这个问题上，从粉丝到艺人都不自觉地划分出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阵营。
粉丝方面，支持者认为偶像可以打开更多的可能性，撕掉他们“徒有其表”的标签；反对者认为他们只需“各安其位”、帅帅的就好了，扮丑未必会提升他们的演技，但一定会拉低他们带来的“观看体验”。
艺人方面，亦不乏扮丑“反对者”，比如刘宇宁早前就曾在直播中“失言”，认为做艺人“第一颜值，第二人设，演技及格就好”。
刘宇宁谈颜值的相关热搜
但很多小生还是加入了扮丑大军，选择趁年轻搏一把，跃跃欲试地往实力派挺进。毕竟，流量明星吃的是青春饭，职业周期相对较短，一旦30+还未向实力派转型，事业便会走下坡路。
转型最激进的非刘昊然莫属，为了扮丑他甘愿放弃自己的“少年感”。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里，他在《白昼流星》单元饰演了一个胡子拉碴、头发乱飞的流浪汉，自此踏上了形象颠覆之路。电影《燃冬》里，他蓄起小胡子，架上框架眼镜，演一个身患抑郁症、身体经常瑟缩成一团的金融从业者。
到了电影《解密》里，为了演好数学天才容金珍，他更是进一步“自毁”，减肥、剃头、生拔眉毛一气呵成，怎么枯槁憔悴怎么来。
只可惜，外形上的颠覆并未让刘昊然获得太多的正向认可，反而让他招致了很多质疑与吐槽：有人质疑他是“无效扮丑”，有人吐槽他“邋遢油腻”。
刘昊然在《解密》中的造型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刘昊然招致负面反馈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太过心急——急不可待地走出舒适区，过分追求一鸣惊人的扮丑效果，在形象上大做文章，却鲜少考虑个人与角色的适配性，以及自己有没有承载角色厚度的吞吐能力。
这也是这届小生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因如此，他们的扮丑往往很难达到预期，公众们的注意力也往往在于他们“扮得有多丑”，而非演技。
早在2022年主演犯罪片《断·桥》时，王俊凯就试图将自己粗糙的面容留存于银幕。片中他饰演流浪青年孟超，为了增强自己的流浪感，他把皮肤晒黑，提前进修车厂体验修车工的工作状态。然而，这些表演并未获得观众的肯定，反被质疑“像贵公子参加《变形记》”。
直到今年电影《刺猬》上映，王俊凯的扮丑才收到了一点成效。片中他饰演患有轻微自闭症的口吃少年，敏感沉默却一身反骨。
饰演这个角色，王俊凯需要演出角色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由于角色年纪跨度较大，使得他在演技呈现上造成了一定的落差：演青少年时期得心应手，演出了角色的愤怒与叛逆；演成年时期稍显浮夸，无法演出角色身上的社会沉淀，更像是“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但总体而言，相较以往，他在《刺猬》中的表演还是有了可喜的进步。
■ 王俊凯在《刺猬》中的表演
新生代小生转型，不外乎丑、脏、肥三板斧。可这三板斧恰恰也是观众的雷区，很容易被观众嫌弃为“反胃”“邋遢”和“油腻”。早前范丞丞在主演电影《了不起的夜晚》时，为角色增重30斤，恰恰就踩中了“油腻”的雷区，影片豆瓣评分5.5分。
小生扮丑屡屡失败，只因他们的人生历练还远远不够，无法塑造出复杂深刻的人物，演绎不了成熟的角色。
他们大多是在温室里成长的乖孩子，与粗粝的现实环境相隔绝，从未经历过置身悬崖的恐惧，却偏偏喜欢扮丑，演那类游走在模糊地带的边缘人。这就导致了他们表演上的理解力偏差，只能演出一些想象中的颓废、叛逆模样，做出贫乏且有限的表演输出。
中生、小生们如今削尖了脑袋“扮丑”，其实全都是女明星们玩剩下的。
香港电影繁盛时期，为了给角色制造笑点与反差感，包括莫文蔚、张柏芝、郑秀文、蔡卓妍在内的很多女明星都曾做出过外形上的“牺牲”，增肥、龅牙、胎记、秃头、刀疤、香肠嘴等扮相都是常有的事，用“令人大跌眼镜”来形容丝毫不显夸张。
莫文蔚在《食神》中的扮相
内地的女明星则陷入了另一种窘境——美貌的女明星们往往会陷入“空有美貌，毫无演技”的批评声中，而为了摆脱“花瓶”的标签，她们不得不通过素颜出镜、增肥、画特效妆等方式演绎更接地气或更具复杂性的人物来证明自己。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繁盛的那些年，内地女明星几乎人均扮丑：巩俐在《秋菊打官司》中扮丑，赵薇在《亲爱的》中扮丑，范冰冰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扮丑，苗圃在《樱桃》中扮丑，蒋雯丽在《立春》中扮丑，蒋勤勤在《一个勺子》中扮丑，谭卓在《暴裂无声》中扮丑……
内地女星扮丑的最佳途径就是出演村妇。村妇的扮相与身份只是她们融入角色的方法之一，她们不会为了扮丑而扮丑。以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为例，她在片中绑假孕肚，穿大棉袄，还总戴着一个绿头巾，甚至学身边的村妇拿洗衣粉洗头，把油亮的秀发洗成枯发。但这些举动不是最终目的，巩俐在意的不是造型丑不丑，而是贴合的造型能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工具，使她沉浸式融入当地的生活，活成秋菊本人。
巩俐在《秋菊打官司》中的扮相
在不追求流量的时代，演技是演员们证明自己的唯一筹码。而“扮丑”使她们有了一股劲儿，并将这股劲儿注入角色当中，辅助她们完成更深层次的表演。
效果也是显著的。很多女明星通过扮丑拿到了演艺生涯中的重要奖项。如蒋雯丽凭《立春》拿到了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赵薇凭《亲爱的》拿到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范冰冰凭《我不是潘金莲》拿到了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因此，扮丑更易“冲奖”也似乎成了电影圈的一个规律。但这并非定律，须知扮丑的目的是为了契合角色气质，而不是得奖。如果本末倒置，将功利置于努力之前，变成了为“冲奖”而扮丑，那不但是无意义的，反而是进一步损害自我形象。
李雪健曾说过，“让观众忘记演员，记住角色，这才是境界。”也就是说，形象突破本身并不值得标榜，留下好角色才是演员的本分。任何时候，扮丑和颠覆都不应该成为一种吹嘘的资本、一个吸睛的噱头或是一条浮躁的捷径。
毕竟，换一身扮相很容易，但要真正成为那个人却需要一百倍的功力。而“成为那个人”，才是演员真正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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