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江户川区，平井街道上有一家日托养老院，玻璃门上橙色招牌，用汉字写着：一笑苑，一生の缘。每天上午十点，养老院都会响起老人们的歌声。
“东方红，太阳升……”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一笑苑”养老院 ©曾好好
进入养老院要走侧门，七八十平米的大房间，天花板上挂着手作的纸灯笼、墙上挂着大电视播着中国谍战剧，三个大长条桌子，围坐了十多个老人。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手上捧着一个半透明文件夹的歌本，打印和手写的歌曲都有，《东方红》名列榜首，《北京的金山上》《军港的夜》《妈妈的吻》《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二十多首怀旧歌，是老人们心中最具人气歌曲的合集。
老人有的捧着歌本，有的歌词已了然于胸，其中老太太占了多数，让歌声中高音居多。养老院的每个座位都是固定的，上面摆着名牌。介护人员和老人们都说着中文，互相则称呼日语姓氏，但是不是用日语的读法，是中文的读法。
这些老人们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遗落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大多出生于1940-1945年间。有的是在襁褓中随父母从日本来到中国，有一些就出生在中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近30万在中国的日本人开始撤离，因为种种原因，一部分妇女儿童被遗留在了中国。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这些妇女孤儿才逐渐取得日本家人的联系，陆陆续续回到日本。
©曾好好
截止到2024年9月，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二战时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妇女4168人、日本孤儿2818人。多年后这些妇女和孤儿带着家属后代回到日本的人数是20912人。时代的裂痕、命运的错位，让这两千多孩童长成了独特的模样。现在他们都老了。八十多岁的都是当年被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六七十岁的则是在中国出生，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孩子。
小野春子今年85岁，中国名字叫刘春荣，出生在1940年的牡丹江，一口东北话，“如果天天跟老伴呆家里，又要拌嘴，还不如出去玩呢。来这嘎达，唱唱歌做做操打打牌，热闹有伴。”春子穿着黑色套装，戴茶色墨镜，脚上一双红色皮舞鞋。
唱完了歌，养老院里还可以打麻将。小野春子和三个老太太一桌打麻将，顺带着就开始聊天。
“他根本就不是诚心照顾我。”一位年迈的老太太说。她86岁，几年前在中国东北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68岁的老头，他俩领了结婚证，老头从东北来到了东京跟她一起生活。
“这事儿没必要那么生气，好歹有个伴儿照看你。”春子说出经验之谈，“不能把他弄回去了。”
“就你自个儿也没法生活啊。”一起打麻将的老太太们附和。
“和了。”牌局和话题结束，又开始下一盘。
1945离散每天早上九点，养老院的看护人员开着车把老人从附近的家中接过来。做操、打麻将、玩游戏、看电视、唱歌、洗澡、吃饭，聊天……下午四点半又把他们挨家挨户送回家。
范立堂今年87岁，是养老院里少数叫中国名字的老人，1990年他跟随着身为日本遗孤的妻子来日。如今妻子得了严重的认知症，被送到24小时看护的“特养”养老院。儿子找到这家华人开的养老院将他送了过来，这样老父亲白天过得不那么孤独漫长。
范立堂有着东北男人的魁梧高大、带着金边眼镜、穿着羽绒背心，手上戴着大金戒指。“我太太的一生过得苦啊。”范立堂的妻子蟻川博子，父母本是日本群马县农民，随所谓的“满蒙开拓团”去了中国东北牡丹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东三省，日本正式从其本土向东北移民，号召成立了多由平民参与的“开拓团”。
“日本战败后，他们全家被苏联军队俘虏。苏联军将这批战俘用大罐车子给运到了抚顺。我们那产煤，煤矿被日本长期侵占，日本人逃走了留下大量厂房空着的。日本战俘就被安排住在抚顺的煤矿厂房里。我太太的爸爸妈妈两人都在战乱中死去，就留下她和她哥哥两人流浪。”
“煤矿上有个开小铺的杜氏夫妇，他们的四岁儿子得脑膜炎夭折了，看到流浪的兄妹俩，他们给了哥哥三个银元，把妹妹留了下来。杜氏夫妇随后又生了七个孩子，我太太作为长女，要承担家务、要帮忙拉扯弟弟妹妹们，五六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了，也没有让她念什么书。”
范立堂在抚顺煤矿上长大，在煤矿上工作。认识博子的时候她叫杜隋成，是杜家吃苦耐劳的长姐。“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但是当时就是瞅准这个人了，她从里到外跟我们那的人没区别，就没太当回事儿。”
“我太太从不吃猪肉，她那会出去干活，她家里给她带的都是冰的猪头肉，自那会儿吃伤了。我俩结婚的时候，老丈人家一分钱都没有出。”
1973年，日本的哥哥写信到中国寻亲，博子是第一批被找到的日本孤儿。三个银元的物证还保留着，博子胳膊上还留着刚出生时在日本接种的四边形“牛痘花”，日本政府承担探亲旅费，分离30年的兄妹终于重逢，语言不通，除了哭，没有别的表达方式。
小野春子和生父母离散的故事也很传奇。
“1945年，日本战败了，我舅舅、爸爸妈妈要走，要坐火车去大连赶船。我出麻疹，如果跟着爸妈走，可能会病死在路途中，我父母一等再等，直到最后一班船，我还没好呢，只好把我托付给一起经营商社的朋友，我的养父，他叫刘子忠。”
刘子忠和妻子当时没有孩子，把春子视为己出，随后养父母又生了五个孩子，春子是大姐，照顾弟弟妹妹们，情同手足。
春子（左四）与养父母一家的合影 ©曾好好
“即使有人叫我小日本，我压根儿不在意，我人缘好着呢，大家都喜欢我。”春子从小容貌好、学习好，老师同学都喜欢她。
“后来反右了，我养父被当日本特务反革命，判刑坐牢二十年，我出身成分不好无法继续上学，被分到文工团跳舞。”
1974年，中日建交，生父小野一雄回到牡丹江，寻找故人和失散快三十年的女儿。这时养父刘子忠入狱8年提前释放，再见到小野一雄，刘子忠大惊失色，“我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的女儿。我跟你没有关系。”刘子忠指了指自己胸前囚徒的牌子，“看，我是一个日本特务反革命，我什么都不知道。”
小野一雄不再多问。他回到日本便生病了，一年后去世。
“生父来找我的事情，我后来才知道，我养父说，你爸爸来找你了，但是现在这样情况，如果想要脑袋在脖子上就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你想回去，就去找公安局。”
她没有去找公安局。“生父的事，我没有太往多了想，因为那会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工作也挺好的，有了自己的家，爱人是医生，生活挺稳定的。”春子说。
重逢上坂幸子81岁，也住在东京平井，她没有选择华人开的养老院，而是去了家附近另外一家日本养老院，“那里清净一些，我的好朋友也在那里，我陪陪她。我老伴没有去养老院，他喜欢在家待着看电视追剧，老伴最近可喜欢看黄轩演的谍战剧《猎人》，看到第26集了。”
她有过两任中国继父，中文名王喜凤。
1945年撤离时，他们一家坐上去大连码头的火车。“我爸爸随军队坐在火车头部，我和妈妈哥哥坐在后面。火车走到鸡西（当时密山），一声巨响，火车被炸为两截，火车头与车身分离，火车头走了，车厢和死伤的人留在了原地。我妈妈当时昏过去了，醒来时候身边很多人都死了，但是我和我哥都没事，都在她旁边。”
“我妈以为日本已经亡国了，丈夫也死了，她准备带着孩子跳井，但是我哥哥当时一溜烟跑掉了，没死成。她背着我，牵着哥哥走到了密山的乡下村子里，就这么住了下来。”幸子说起几十年前的往事还是忍不住流泪。
一开始是好心的村民们救济了他们，后来她嫁给了当地村里的王姓农民。
“王脾气不好，很容易生气，他打妈妈、打哥哥，因为我小又很乖，他倒没怎么打我。我哥哥，男孩调皮，没少挨打，长大以后我哥还做梦被追着打。”幸子说。
幸子的母亲乙女给王生了两个女儿，过了几年，王得脑病去世。乙女又再改嫁给村里的代，“代不打人，脾气好，我们这日子终于过得不提心吊胆的。”
母亲乙女为代生育了两男一女，人们叫乙女“代婶儿”，她能说些简单的东北话中文，但是带着奇怪的口音。
“母亲从未跟我讲过日语，她中文基本可以沟通，知道脏是埋汰，总是笑眯眯的，周围的人都喜欢她，要饭的来家里，自己省着吃都会给他们吃的。忙完地里的玉米地忙家里。”幸子说。
“也有人叫我小日本崽子，但是就是那么一说，该咋咋。街坊邻居对我们一家都挺好的，我妈妈也给我讲过一些，村里还有几个日本孩子，所以这事不那么稀奇。我也没有感觉到谁歧视我欺负我啥的。”
1964年的一天，家里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乙女的哥哥在找她。
“收到信那天，我妈哭到连饭都做不了了。”幸子那时候已经在密山市参加工作了，那时她才得知日本还有舅舅。那位他们本以为在战乱时去世了的生父，原来还活着。
他们以为的“死别”，在30年后发现原来是“生离”，生父坐着火车头、辗转苏联、朝鲜最后回到日本，妻儿的消息等了四年，杳无音讯，便再婚有了新的孩子。
1972年中日恢复友好关系，1976年8月，乙女从黑龙江鸡西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坐上了飞往大阪的飞机。哥哥、失散多年的丈夫都在机场等着她。“下了飞机除了抱头痛哭已经说不出别的话了，父亲的手帕哭得能拧出水来，反而母亲比较稳定还在安慰他。”
幸子不会说日语，第一次见面政府派了翻译，但是他们哭得多，说得少。后来的团聚，靠写汉字和比划浅浅地沟通。
当时的新闻照片
二十多岁分别、五十多岁重逢，一家四口、骨肉流离，拆成了两个家，母亲和继父带着的八个孩子，父亲和继母带着两个孩子，相亲却不能相近，破镜不能再圆。
自那见面后，父亲患上了抑郁，身体每况愈下。乙女第三次赴日探亲回中国，父亲开车送母亲到机场，那是一生最难走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停，一路说话、一路哭。
“父亲感觉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母亲回中国以后，他就去世了。这真的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
回归春子收到日本寄来的召回书已经是1997年，他们决定赴日定居。春子和丈夫退休了，大孙子也有4岁了。“日语完全不会，跟母亲沟通也只能是比划，我做饭好吃，常常去给她包饺子。母亲的话我也听不懂，她表达不了，每次都给我钱。时间长了，其他的姐妹不高兴了，以为我去看母亲就是为了钱。我也说不出来，解释不了，就去得少了，饺子在家包好了，挂在她门上。”
日本政府鼓励他们工作，而不要只是靠救济金生活，春子的丈夫在中国是放射科主治医生，来了日本语言不通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他去寝具厂打工，所做的工作是把被子洗干净烘干在机械滚筒上压平，对机器操作的不了解，一次操作不当滚筒将他的左手卷了进去，使他失去了左前臂。“自那以后，我俩都没法上班了，还好不是右手，还能写写字。”
范立堂退休前是在矿务局工作，来日本后语言不通，以前在东北出门买个菜都是熟人招呼，东京的家住了很久也不知道隔壁左右住了谁，各种落差变化让他适应了很长时间。
“我那会在矿务局工作了三十多年了，管煤矿运输的，不大不小也是个头，管五六十号人。来了这，说话也听不懂，也不能只吃政府抚恤金，六十岁的时候，我就去建筑工地干活，工地上的不少是暴力帮的，胳膊背上都是纹身，骂我笨蛋我都听不懂。挣得倒是不少，那时候干一天活工资日元两万，按当时汇率抵抚顺一人好几个月工资。我们回抚顺给双方家里各买了一台大电视机。”范立堂因为耳朵不太好，说话的声音大且洪亮。
太太博子也什么活都做过，清扫、打包、查货……用不到语言沟通的工作机会只要想做还是不少，范正堂烦闷的时候，他也曾自己短暂回中国东北住过一阵子，但是老婆孩子都在日本，家不像个家，一个人不知道该干嘛，他又回到了日本。
如今孩子都大了、孙子也工作了，他和儿子住在一起，每周去特养养老院看老伴一回，“老伴还认识我，一见我就笑。”
春子住在墨田区政府分配的公寓里。门口的门牌是考究的小楷毛笔写着“小野春子”，墙上挂着丈夫的书法和她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是20多岁时，在牡丹江照相馆拍的侧脸肖像照。
春子与丈夫 ©曾好好
阳台上养着两只小雀，窗台下摆着文竹，电视机连了网可以看中国的电视，常常播着谍战剧和抗日剧，他们喜欢看英雄，也喜欢年代剧，有怀旧的感觉。
今年十月初她突发脑梗，老伴不会日语求助，给区役所负责残留孤儿的人打电话，还好反应迅速，救护车来得及时，在医院里呆了两周才出院。“腿脚和说话没有以前利索了，但是还好，还能走、还能说。算很幸运。”住房、医疗和介护全免费让老人生活没有压力。
两个儿子住得都离她不远，大儿子自己经营着公司，二儿子也在上班。孙子庆应大学毕业在证券公司工作，孙女在日本生日本长，在中学当老师，来了只会用中文说“爷爷奶奶”。
幸子的母亲回日本后，有了日本政府给的抚恤金，一年有80万日元，那时候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一两百块钱。七兄妹陆陆续续全都定居了东京。幸子和丈夫参加政府举办的语言学校学习，但是因为年龄太大、学语言非常吃力，日语终究只能简单的交流，做不了复杂的工作，他们也没有过着靠政府补贴过日子，清洁打扫、货品包装、便当工厂的活儿他们都做过，做的时间最长的是酒店清洁工作，直到十年前，干不动退休了。
2013年、山田乙女在东京寿终正寝，享年92岁。十三个子女侄辈、三十个孙子女、重孙十人为她捡骨送行。
如今幸子每周三天去养老院玩一玩热闹热闹，两天去医院做一做康复。每周末儿子儿媳都会过来，一起做点包子饺子。
中国东北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家人都在这边，那边已经没有什么牵挂。80大寿那天，大儿媳和儿子张罗找个饭店办寿宴，八兄妹和八兄妹的子女、孙子孙女一大家族六七十口人都来了，儿媳在银座开了美容院、孙子在医药公司工作，娶了日本太太，重孙子孙女们出生长大了，中文只会说简单的，日语成为他们的母语，不知道太姥姥、姥姥还有这样一段激荡纠葛的往事。
中国到日本的距离，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1945年，坐船半月；1945-1973年，无法到达；1974年后，大连飞东京两个小时。80年过去，岁月流转、山河重造，告别故乡，回到故乡，他们已经是耄耋老人。生为日本人，大半生长在中国东北、落叶归根在日本，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这一历史奇观一点一点消失在平常生活中。
作者 | 曾好好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