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宗平

2020年，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几位负责人和本书写作者陈俭霖先生到北京的李四光纪念馆来找我，告诉我他们计划出版一本李四光的传记，由陈俭霖先生执笔，希望我能为他们提供素材。得知他们的计划，我最初的反应是反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版本的《李四光传》了，其中还有我认为最权威的、由李四光的5位秘书于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李四光传》。该书从史实的完整到所用资料的严谨，都是后人无法逾越的。我当时建议他们换个主题，但出版社认为项目已申报，彻底改变主题不可能。

这次会面之后，陈俭霖先生多次来北京，和我讨论写作角度。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展现李四光作为普通的老师、科学家、丈夫、父亲、岳父和祖父的一面。从这个愿望出发，我从孙女的角度给陈俭霖先生讲故事与体会，他记录后重新创作。

我给他讲的故事很多是我从小到大爷爷给我讲的他的经历，还有从我奶奶、妈妈和亲戚那里听来的关于爷爷的故事。在给陈俭霖先生讲故事的同时，我再一次更深刻地了解了我的爷爷。他年幼时对国家积贫积弱现状十分不满，迫不及待地想为实现祖国繁荣富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李四光15岁留学日本时，认为只要通过学习并为中国造出坚船利炮，就可以让中国强大起来。在留学期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1905年在他宣誓参加同盟会时，孙中山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他用一生实践了这八个字。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船舶制造专业毕业后，回到武汉教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积极参加，由于他在起义中的卓越表现，起义成功后李四光被高票推选为湖北省实业司司长。李四光天真地认为，革命成功了，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发展实业之中，他儿时为祖国强盛造坚船利炮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但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的梦想，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李四光非常愤怒又很迷茫，似乎看不到武装革命的前途。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不成，惹了一肚子的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十年书，准备一份力量。于是他再次申请了奖学金，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这段经历在我小时候他给我讲过多次，但我那时并不很懂这些经历在李四光生命中的重要性，长大以后我才慢慢懂得，这是一个农村少年在黑暗中寻求救国之路的艰辛过程。在日后几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他也曾几次重新燃起革命的激情，但终因没有找对正确方向而沮丧地放弃。在黑暗中摸索了大半生，他终于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于是下定决心，听党的话、跟党走。他把后半生完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1921年，李四光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教学中特别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他认为：真正做学问，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尊重事实根据；又要允许怀疑，提倡怀疑，不怀疑不能见真理。他一生的科研工作从来都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而是不断发现新东西，创建新理论。作为一个不断创新的科学家，李四光经常遭到非议、嘲讽、孤立，但是为了真理，他从不退缩。这也是我很想在书中表达的，成为大科学家，带来的不一定就是欢呼和荣誉。但是如果退缩了，那肯定是做不出成绩的。

探索科学真理是我们一家人毕生的追求，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虽然从事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们在各自工作中严谨、求实、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奉献一生的精神，是完全一样的。

很多人问过我，生长在这样一个科学世家，是不是有很大压力，大人对我的学业、日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其实祖父母、父母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做一个健康、诚实、快乐的人，要有包容心，凡事先考虑别人，不自私，要乐于助人。至于从事哪种职业，要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却从来没有讲过。但是看到他们废寝忘食地钻研学问，视研究工作为人生第一大乐事，让我感觉研究自然科学一定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

小时候，我的爷爷还常给我讲他当年做野外工作时的故事，让我觉得地质工作不仅有意义、有意思，还很浪漫。所以后来我也学了地质，虽然我没有学得很好。其实，在野外开展地质研究工作很艰辛，可从他口中讲出来，却充满了浪漫，这应该是源于他对地质科学的热爱。

我非常想通过《一生襟抱为国开——我的爷爷李四光》这本书，分享他对地质科学研究的执着、热爱，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地质科学研究，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李四光外孙女、北京李四光纪念馆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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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2024-12-06第3版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