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跟随式创新更加省力,风险更低。目前看来,“跟跑”的策略是对的,中国有些生物医药企业已经能够做到跟国外领先企业“并排跑”。但跟随模式创新度不够,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低。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任何一步都可能失败,一万个化合物中最后能成药的只有一个,其实这个比例都说高了,但这是客观规律,科学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没有这么多的失败,就没有最后成功。
编者按: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创新文化的培育和创新生态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从科研到产业,每个环节都关乎创新的成败。澎湃新闻科技频道《我的科学观》栏目制作专题报道《创新的底色》,旨在探讨创新文化的内涵,探索如何打造健康、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丁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自1992年回国,他一直致力于抗肿瘤新药的研发。他领导团队创建了与国际接轨的抗肿瘤药物研究平台,并联合领衔正在推进十几个抗肿瘤新药的研发。回国的30年,他看到中国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也时常在想:我们鼓励创新40年有余,为什么很少研发出原创新药呢?他觉得,除了基础研究薄弱外,更需要环境、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全力支持。以下是丁健的讲述:
创新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都知道,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要进步,科学技术要进步,创新非常重要。
创新有不同的层次,一种是原始创新,也就是从0到1,发现别人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种现象、机理、治疗方法,这样的创新在基础研究中更多。另外一种是跟随式创新,也就是从1到2,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或是把各种理论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理论。跟随式创新也分不同的种类,比如在抗肿瘤药物领域,拓展药物的适应证是一种创新,开发针对不同肿瘤的药物或联合疗法也是一种创新。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原始创新总体很少。
目前,中国能快速做出跟随式创新。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作用于某个靶点的首个新药往往是国外的,不过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完善——例如药效还不理想,或安全性还可以更好,我们就在它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新。举例来说,近年来比较火的免疫疗法PD-1抑制剂——K药(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O药(Opdivo,纳武利尤单抗),抗体偶联药物(ADC)的首个新药都是国外研发并批准的,但中国跟得很快。
做跟随式创新更加省力,风险更低。目前看来,“跟跑”的策略是对的,许多国外大型制药公司也在跟跑。中国有些生物医药企业已经能够做到跟国外领先企业“并排跑”。
但跟随模式创新度不够,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低。以PD-1抑制剂为例,这类药物开辟了肿瘤治疗的新领域,但考虑到市场原因,美国只批了四五个,中国一下子批了十几个,可市场占有率远远不如国外的同类药。在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全球第二的中国,原创是必须要大力倡导和鼓励的。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科学界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也有很多发现可能有应用的价值,但是真正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产生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还是不多。为什么?我们国家生物医药领域的现状是原创的理论、原创的技术不多。受体学说、免疫抑制剂的概念,还有CRISPR技术、递送系统、人工智能算法、3D打印等,都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首先发明创造的。
失败是创新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常常在想: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0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一个能产生巨大经济社会价值的原创新药?我认为创新需要土壤,科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创新是驱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好的科研文章本身就需要很强的创新性。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从来没有人是为了获奖而去做科研,做科研对他们来说就是本职工作。
科学研究往往要克服很多困难,失败永远比成功多。做科研的人要有耐心,能够忍受失败,这在哪个研究领域都是这样,生物医药领域更体现这些特点。它的周期很长,需要的投资很大,风险很高。一个药从发现靶点到做化合物筛选,再到确定先导化合物进入临床前研究,再经过临床Ⅰ期、Ⅱ期、Ⅲ期,一般需要8-12年,所需的资金越来越多。以前讲“双十定律”,即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成本超过10亿美元,研发周期大于10年。现在“双十定律”也无法覆盖一款新药的研发成本了。
而且,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任何一步都可能失败。我们原来说,一万个化合物中最后能成药的只有一个,其实这个比例都说高了,成功率比这个低得多。但这是客观规律,科学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没有这么多的失败,就没有最后成功。所以有时候听到有别人说,“某个新的化合物离成药很远,不要做了”,我是不同意的,必须有人去做,哪怕失败。
我今天早上(2024年10月30日)参加一个CAR-T细胞治疗项目的评审。虽然现在大家看到CAR-T已经在临床上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安全性问题、不能普及,以及只能治疗血液系统肿瘤,其他大部分肿瘤都不能治等。今天参与评审的这个项目还没有进入临床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今年(2024年)4月批准了一个治疗黑色素瘤的同类疗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失败风险很高的项目,要不要支持?我认为要,哪怕支持的10个、20个项目都失败,仍然要支持。失败是创新必须付出的代价。
关键是更好的政策、体制和环境
创新是很严酷的。我1992年回国,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旧址在太原路,实验室环境差,设备落后,几乎没有做新药的条件。我和团队从搭建抗肿瘤药物研发平台开始做,到现在有30多年了。最早我们是做全新的药物,选定靶点以后,争分夺秒地做。后来我们不断地经历失败,积累经验,到2023年3月,才有一个新药——c-Met抑制剂谷美替尼在中国上市,并于今年6月在日本上市。另外还有十几个新药在推进。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能做出一款新药来。
关于我们小团队如何创新,现在我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选择的靶点要新,并且不要一拥而上地去做非常热门的靶点。第二,拓展研究领域。更加关注肿瘤代谢,关注肠道菌群与恶性肿瘤之间的关系等。第三,更多运用新技术。例如我们已经开始跟AI科学家合作,利用AI针对原先不可成药的靶点筛选先导化合物。第四,考虑让更年轻的科学家将研究方向转向细胞治疗、小核酸药物等。最后,像我们这样的科研单位更要凝聚到源头,做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
我特别想说的是,创新尤其需要资本、耐心资本。这些年中国的生物医药有很大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基础研究实力也变强了,很多人才从海外归来,建立了一大批的biotech(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这是一个大好局面,但如果他们不能获得持续的资本支持,那么失败的风险很大,所以创新需要耐心资本。
我们现在提倡“投早、投小”,做“耐心资本”,上海成立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这些都对,但我认为还不够。我们应该想一想,生物医药投资需要国资支持,也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如果社会资本有顺畅的退出路径,将有利于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投资。
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也许外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科学家们除了自立自强,更要有自信,要积极拥抱世界。中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有因地制宜的政策、环境,有一个能够容忍失败、接受新生事物、保护科学家创新热情和精神的生态,让努力创新的人获得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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