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遭空袭后升起浓烟 图/新华社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内忧外患中曾岌岌可危，但却奇迹般地坚持了十四年之久。但是，当外界认为叙利亚应该已经挺过政权危机，并将关注聚焦于新一轮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抵抗轴心”的对抗之际，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却在短短十余天时间内一溃千里、迅速崩塌，使得中东政治在岁末又上演了一幕令人猝不及防的悲剧甚至是滑稽剧。
从本质上而言，叙利亚变天仍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续，亦即叙利亚国家内部矛盾积重难返与外部力量推波助澜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可称之为第三波“阿拉伯之春”。耐人寻味的是，此次地缘政治地震再次夸张地体现了中东政治的独有特性即连锁反应，或者说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可以说是“蝴蝶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这两只蝴蝶翅膀的震动，形成了吞噬巴沙尔政权的政治暗流，甚至是在较为平静的海水漫灌中冲走了巴沙尔政权。当然，更深刻的根源仍在于巴沙尔政权未能抓住时机解决其摇摇欲坠的政治根基，未能带领叙利亚走出“阿拉伯之春”的暗流，进而在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外部支持力量因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无法继续对其提供庇护之际，被历史的暗流卷走，但其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却异常复杂而深刻。
这是12月8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拍摄的武装人员 图/新华社
最后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强人政权毁灭
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构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并孕育出埃及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复兴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两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态，同时推动了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巴沙尔·阿萨德之父哈菲兹·阿萨德（下称老阿萨德，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在1970年11月通过发动不流血政变登台执政，并继续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为了巩固政权，老阿萨德上台后构建起一套独特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该体制最大特点：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权的中坚力量是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及行政官僚机构，即所谓“三大支柱”。人民议会、全国进步阵线、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则作为阿萨德权力结构的辅助机制，满足政权对社会成员的整合和控制。在老阿萨德建立的体制下，民主政治的缺失与经济发展的迟缓，导致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当国家统治机器停滞僵化，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政治危机也就随之而来，并深受国内教派冲突和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困扰，并使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中走向内战。
在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中，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度陷入岌岌可危的困境，但由于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西方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以及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泛滥后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并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在军事上支持巴沙尔政权，使叙利亚政权得以存续。
尽管叙利亚政府军2016年收复阿勒颇至今已有8年，但八年来叙利亚国内经济社会民生始终困难重重，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严重依赖外部援助。由于民生问题严重，导致巴沙尔政权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并由此导致军队涣散，战斗力不强，这是叙利亚军队溃不成军、不战自败，并导致巴沙尔政权覆灭的根本原因。
从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到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突尼斯本·阿里政权、也门萨利赫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相继倒台，再到2019年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政权、苏丹巴希尔政权倒台，直至当前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败亡，中东主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强人政权已经全部寿终正寝，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近于彻底失败，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也将进一步加深，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连续遭遇沉重打击，也使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目前叙利亚反对派力量主要由宗教激进组织和世俗反对派两部分组成，它们的矛盾必将伴随政治重构的开始而日趋尖锐，控制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力量必将谋求自治甚至是独立。从悲观的角度说，不排除叙利亚在今后有可能因民族和教派冲突而分裂，进而导致统一的叙利亚不复存在的悲惨结局。
12月8日，当地民众聚集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街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8日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们已“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 图/新华社
土耳其短期得利，但长期难免被动甚至遭反噬
土耳其作为短期内最大的受益者力图主导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并有可能对土叙边界进行重新安排，但从长期角度看也不排除土耳其遭叙利亚危机反噬的可能。
在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一直是反对派的坚定支持者，并曾谋求迫使巴沙尔下台。2018年以来，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通过阿斯塔纳机制建立冲突降级区使反对派可以偏安西北一隅，土耳其还长期占领叙利亚的领土曼比季，同时谋求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与土耳其之间建立缓冲区。
2020年3月，俄罗斯与土耳其就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停火问题达成协议，但反对派与政府军的冲突一直时断时续。俄罗斯曾推动土耳其与叙利亚和解，但由于巴沙尔的前提是土耳其撤出曼比季，导致双方彻底破裂，土耳其遂转向支持反对派彻底颠覆巴沙尔政权，并已经实现令巴沙尔政权败亡的初步目标。
但是，从长期角度看，如何协调叙利亚宗教极端反对派与世俗反对派的矛盾，如何处理与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尖锐矛盾，都是土耳其未来面对的挑战；而如果教派冲突和宗教极端组织在土叙边境泛滥，美国借叙利亚政权崩溃策动库尔德人自治乃至独立，都将成为土耳其的梦魇。2014-2017年“伊斯兰国”泛滥对土耳其政治和安全的冲击便是其沉痛的历史教训。
以色列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最大受益者
以色列有可能成为巴沙尔政权垮台的最大受益者，并借“抵抗轴心”遭到全面危机的机遇，蚕食叙利亚领土，并在其陆地边界建立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到加沙的缓冲区。
以色列曾因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陷入严重的政治和外交危机，但自从其对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全面打击，以色列在军事上和安全上的优势日益突出，并力图借巴沙尔政权垮台之际，继续扩大对叙利亚的军事和安全优势。日前，以色列不仅占领了戈兰高地叙利亚控制区的部分领土，进而扩大其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而且对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以实现所谓的叙利亚“去军事化”。
伴随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等支持叙利亚力量的全面衰退，以色列对于其周边国家的军事和安全优势将更加突出，以色列的地缘政治抱负和扩张意识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是2024年10月1日在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的佳迪达·亚布斯口岸拍摄的来自黎巴嫩的流离失所者（手机照片） 图/新华社
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面临崩解的严重危机
自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成立以来，伊朗和叙利亚是支持真主党的重要外部力量，叙伊早期在黎巴嫩也有矛盾，但伴随伊朗和叙利亚同盟的建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成为伊朗打造的“抵抗轴心”的核心力量和对抗以色列的中坚力量。在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内战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存在不断加强，并成为对抗反对派、捍卫巴沙尔政权的骨干力量，同时也被以色列视为对其北部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也是叙内战以来以色列不断对叙境内进行常态化轰炸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叙利亚被以色列视为伊朗向真主党和哈马斯提供支持的重要枢纽，导致以色列不断对叙利亚进行轰炸，并使伊朗和真主党在叙人员和目标遭到严重损失。打击叙利亚也一直是以色列强调的七条战线（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加沙、约旦河西岸、也门）之一。因此，以色列重创叙黎两国境内的伊朗、真主党力量，既为叙反对派提供了机遇，同时也难以排除以色列联合叙反对派对抗“抵抗轴心”的可能。
当前，在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遭重创之后，在叙利亚面临反对派攻击无力抵抗之际，伊朗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选择撤出叙利亚，在某种程度标志着伊朗在两伊战争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地缘政治挫折，甚至宣告了其输出革命和代理人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俄罗斯和美国不会缺席叙利亚的地缘政治角逐
首先，尽管巴沙尔政权败亡是俄罗斯的重大地缘政治失败，但俄罗斯不会彻底退出叙利亚，它仍会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甚至寻找新的代理人。
目前，一方面巴沙尔已经到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已经与叙利亚反对派建立联系，极力维护其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安全。从未来的角度，巴沙尔政权的传统政治力量仍是俄罗斯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而伴随反对派有可能分裂乃至重新走向内战，俄罗斯仍有机会在叙利亚寻找新的代理人。
其次，美国尽管在巴沙尔政权倒台的过程比较低调，未进行明显的干涉和介入，但未来特朗普政府必将利用叙利亚实现自身利益，并撬动和平衡与各方利益的关系。
这是12月10日拍摄的叙利亚大马士革街头 图/新华社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存在尖锐矛盾，因此未来美国无疑将继续挤压俄、伊在叙利亚的存在。此外，尽管土耳其与美国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又存在尖锐矛盾，加之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问题，土美关系龃龉不断，因此不排除特朗普利用库尔德问题制衡土耳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会利用库尔德问题下一盘地缘政治大棋，即通过继续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甚至独立，并挑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联动，甚至重提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提出的“库尔德斯坦”独立，进而达到制衡盟友土耳其、削弱敌手伊朗，操控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多重目的。
总之，尽管巴沙尔政权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败亡，但其引起的地缘政治地震却异常严重，叙利亚国内政治发展走势和域内外力量的博弈都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甚至不排除叙利亚会掀起中东常见的腥风血雨般的内战，并沦为外部力量肆意横行的棋盘。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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